由于受“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”（以下简称新冠肺炎）的影响，武汉决定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，城市公交、地铁、轮渡、长途客运暂停运营，机场、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，无特殊原因，市民不要离开武汉。即老百姓俗称的“武汉封城”。
武汉封城后，其他城市也纷纷提升防控措施，上海地区于1月24日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，严格落实国家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“乙类传染病、采取甲类管理”的要求，实行最严格的科学防控措施。
在防控期间，群众通过网络短视频、微博、抖音等，看到各地五花八门的防控措施，政府也通过流量平台进行宣传和科普，例如农村地区村民用各种物品拦截住村庄出入口，禁止一切通行；警察利用无人机巡逻，发现外出的居民劝导其回家；政府科普妨碍传染病防治的行为可能涉嫌触犯犯罪等。如此种种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，传染病发生期间，对于病患、疑似病患，密切接触者，根据《传染病防治法》，当然可以进行隔离治疗，留置观察等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。而其他群众在防控期间的人身自由究竟受到多大程度的限制，在法律界定方面显然存在一定的“技术难度”。
根据《传染病防治法》第四十二条，列举了五种可能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：（一）限制或者停止集市、影剧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；（二）停工、停业、停课；（三）封闭或者封存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、食品以及相关物品；（四）控制或者扑杀染疫野生动物、家畜家禽；（五）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扩散的场所。但在防控实操的过程中，属于限制的情形和种类远非上述五种情形可以囊括的。
从最严厉限制自由情形开始讨论，目前政府和医疗机构是鼓励大家进行居家自我隔离，这当然是以劝导和自觉的模式进行推进。笔者写这篇文章时，已经“家里蹲”了十余天，无访亲无会友，切实体会了一次“监视居住”的感觉。如果从医学的角度，全民隔离，治好现有病例，疫情自然可以结束。但是从人性的角度，三、五天的自我约束隔离尚能坚持，超过一周左右在家里百无聊赖，是渴望外出的。从社会运作的角度，总有各类人群因各类事由外出，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，是无法避免的。因此，虽然在疫情防控期间不鼓励外出，但是离开居所，依然是自由的。
离开居所后，紧接着的讨论点在于是否佩戴口罩。传染病防治更多是技术上的难题，法律对于这点上显然是难以穷尽的，例如目前进出公共场所如商场，办公楼一律必须佩戴口罩，是出于传染病飞沫传染途径切断的考量，但是，找出确凿的法律上的依据，或许需要对现有法条进行扩大的解释，毕竟法律无法深入到“口罩”这样具体的层面，毕竟在“口罩”这个层面细节问题太多，口罩的类型，佩戴的方式是否正确，口罩问题解决了，那么手套、护目镜、防护服是否也要一并统一解决。目前现状是社区、物业进行佩戴口罩的临时规定，违反者不得进入相应区域，产生纠纷由警方出面带离相关区域，不服从的，以妨碍公务论处。
最后讨论的就是人群集会，这是传染病防治法明确规定禁止的情形，但是法律只列举了影剧院，集市，停工，停业，停课。问题在于，如何判定人群集会，甚至如何判断何种为集市，都是极具“技术性”的难题。例如超市是否属于集市？普通好友聚会是否属于人群聚集？按照成文时的时间计算，2020年2月9日前24时前普通企业不得恢复上班，但是上海地区学校要求2020年2月底前不得开学，如此一来，同样属于因为人群聚集而需要禁止的停工、停业和停课，却发生了区别对待。
以上问题的提出，说明传染病防治并非完全一个法律范畴内可以清晰规定的情形，传染病是直接针对人，以人作为载体，要控制传染病，当然就要限制人身自由。在非常时期使用非常办法，笔者认为传染病防控对居民的隔离更多需要基层社区落实，非常时期应赋予社区更多自治防护的权利，口罩，护目镜、消毒、洗手，属地的超市，是否有聚会等问题，均由社区物业就地解决，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手段。
作者介绍
秦仲嘉
道朋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
秦仲嘉律师，道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。法学，经济学双学士学位，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外聘辅导老师。擅长公司纠纷，债权债务处理等各类诉讼业务。执业十三年来，担任十余家公司的法律顾问，代理过上百起各种类型的业务，有丰富的综合解决社会纠纷和调和社会矛盾的经验。
